逆碎性

易碎性很容易理解,什么叫逆碎性?这是一个新创造出的名词,特指那些为了应对黑天鹅事件,那些可以从波动、改变、压力和混乱当中获益的东西。这个是《黑天鹅》作者Taleb最新在WSJ上提出的概念。关于黑天鹅,我之前有过一篇笔记《随机漫步的生活》,套用上这个逆碎性,我觉得可以更深层地去理解很多经济和生活的问题。我摘录并分析了Taleb最新的文章(中文译文来自《华尔街见闻》)特此跟朋友们一同学习。

有些人错误地期待我们可以发展出更好的预测手段,来成功预测黑天鹅的出现。另一些人怀疑我们是否就应该撒手不管。如果我们不能预测出潜在的巨大风险,我们就应该想方设法创造出在黑天鹅来袭时不会倒下、甚至可以从中获利的机制。

一样东西易碎与否要视乎它的抗波动能力。以你桌上的咖啡杯为例,它需要的是和平与安静,因为未知事件给他带来的伤害多过好处。易碎的反义词并不是健壮或坚固或富有弹性,拥有这些特性的东西只是不易被打破而已。

更实际的来说,重视“逆碎性”意味着我们的私有与公有机构可以有能力在混乱的市场中进步与成长。通过对“逆碎性”机制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再为预测下一个不确定的大事件而绞尽脑汁,可以在未知多过已知的世界里做出更好的决定。

把经济当做一只猫,而不是一台洗衣机:

受到后启蒙运动观点的危害,我们都认为世界是一台精密的机器,需要像学教科书那样研究它的运转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机构就没有自我愈合的能力,而是需要人来运作他们,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相反的,自然或有机的系统则是“逆碎”的:他们需要一些非常规的混乱来帮助发展,就好比骨骼若失去了压力就会变得脆弱不堪。在过去,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抑制自然波动,并没有想到我们其实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这让问题延时爆发,却也爆发的更严重。这就像在森林里聚集的可燃材料,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可燃条件,越多的堆积意味着森林大火爆发时更为悲剧的后果。

但我们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总是以最大限度的稳定作为目标,以至于无视正常的商业周期。英国的劳动党领袖戈登布朗呼吁的是“没有更多的繁荣与萧条”,格林斯潘也追求让经济“平滑化”,他们对经济发展无微不至的调控引导我们进入了现在的混乱。为了去除市场中的波动,格林斯潘不遗余力的向系统注入廉价资金,最终导致了巨大的隐藏杠杆和房地产泡沫。

梓馨说:这里是不是跟我们的“河蟹”概念很接近呢?我觉得无论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团队,隐患总是存在的。管理的目标并不是一味着去抑制这样那样的问题,问题存在必然有其原因,一味压制却无视其背后的因素,只会导致更大的隐患。新人新气象,看看会如何吧。

提倡那些可以从自身错误中受益的商业模式,而不是那些将自身错误传播到整个系统中的。

有些商业和政治系统比另一些更善于应对压力。航空业就在每次坠机之后使得空中旅行比之前更为安全。每次悲剧的发生都会引发一次完整的调查,并且消除造成事故的祸因。餐饮业也一样,每一餐的质量取决于整个行业的成功率,一些餐馆的淘汰让剩下的变得更强。如果餐饮业没有那么高的淘汰率,那么我们每天吃的就可能是苏联式的自助餐。

梓馨说:突然想到之前船难之后,有朋友不敢坐船去南丫岛了。我笑说:其实之后一段时间内反而是更加安全的,因为所有人都会小心谨慎。我觉得任何服务业其实都应该是一种可以从自身错误中受益的商业模式。服务业的成长不是在客户的表扬中,而是在客户的投诉中。可是,我发现很多服务行业却并非如此。

这些行业都是具有“ 逆碎性”的,整个行业可以从单个个体的“易碎性”中获益,所以没有一家企业是白白失败的。这些行业有着与大自然优胜劣汰规律相近的特性。每一个良好的机制都是由一次失败的经历,在进化的压力下引起的。

相反的,每一次银行倒闭都让金融系统更脆弱。在现在的系统下,这种脆弱是无法补救的。所有的错误加在一起变得巨大而可怕。改革后的金融体系会消除这种多米诺效应,让每次个体的倒闭不会带来任何系统性风险。当前,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减少经济中的债务以及杠杆,转而采用更多的股本融资。一个拥有高债务杠杆的公司是没有犯错空间的:他们必须非常善于预测未来的利润(以及黑天鹅事件),他们一旦违约,其他需要再借款的企业就会遭殃,因为贷款者延长信用的兴趣会骤减。因此,债务会将个体倒闭的后果在整个系统中传播。

一家由股本融资支持的公司却可以在收入下跌时存活下来。以2000年科网泡沫爆裂为例,因为科技公司依赖的是股本而不是债务,他们当初的失败没有对经济产生更大更广的影响。事实上,他们的失败反而帮助加强了科技行业。

公司如此,我们自己的投资也是如此。买房就是一个高杠杆的融资行为,谁都觉得房价不会下跌,自己的健康不会发生问题,以后的现金流不会有任何的下行风险,于是大胆地用最高杠杆去融资。大陆没有人见过负资产,可是香港有,于是就有跳楼的。公司会破产,人也会。这时候影响的不单单是一个人,还恐怕是整一个家庭....

试错法胜过学术知识

“逆碎性”的事物喜欢随机和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在西方发明和革新史上,传统的通过反复试验后再修补的方法曾经比定向科学扮演着更重大的角色。

我并不提倡单独的试错法。要到达“逆碎性”,关键在于错误的成本必须控制得很低,而潜在的收益必须很大。正是收益与损失的不对称性才能让“逆碎性”的试验从混乱与不确定性中受益。

由于曼哈顿计划和航天项目的成功,我们高估了研究者和学术家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他们这些人写书和论文,而实验家与工程师却不,所以相对而言更加隐姓埋名。英国历史性的崛起就是受益于工业革命的实验者们在制铁、蒸汽机和纺织生产上的进步。英国科技黄金年代的成功者大都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学术论者,例如达尔文,卡尔迪文、帕森斯和贝叶斯。自从官僚主义科技开始统治英国之后,日不落帝国的科研实力就急转直下了。

美国也复制了英国之前的模式,从工程控制学到衍生工具的计价公式,都是从业者在反复试验改进后得出的。要倡导“逆碎性”,我们必须认识到正规教育和支持试错法之间的相反关系。革新不需要理论上的引导,就好比“教会小鸟如何飞翔”一样。

如果马云用这样的功底去解释其”不要读太多书“的理论,或许别人会更容易接受。这里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要勇于试错;但试错的成本绝对不能太高。学术界是个理想的乌托邦,他们脱离了现实生活。所以理论永远是理论,只有当工程师把他们实践出来的时候,理论学家才有了活着的价值。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书本上的理论永远是别人经验的传授,看过了不代表说真的吸收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行则殆。恐怕这才是马云想要表达的。同样的,试错的最大前提是错误能够在合理的承受范围内。一铺清台,就再也没机会去”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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