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呵呵”挺能表达我对很多事的心情

昨天有幸去参加一个福建商会代表团来香港的一个座谈会,后来知道其实是被拉去凑人数的,但这个座谈也确实不错,至少让我见到了08年奥运蹦床冠军、12年季军的何雯娜小姐——练体操的真的都好小只 :)

这个89年的小姑娘很害羞,很难想象是一个经历过奥运大场面的冠军。不过这种冠军是要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全身关节几乎都是伤病。何小姐仍然希望有机会参加16年巴西奥运,给她祝福!

好了,说完了这些场面话,吐槽时间又到了。座谈会中,身为记者的一个朋友一不小心提了一个问题把何雯娜搞哭了——在领奖台上的心情是什么?很普通的话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对于何雯娜来讲,更多的是因为伦敦奥运的失败——是的,铜牌就是失败,在中国就是如此。

想起了一个关于奥运的比喻——好比是一群好友在打麻将,大家虽然有竞争,但其乐融融。没想到突然加入了一个赌徒邻居,一定要把赢钱当做这桌麻将的最大目标,大杀四方。何雯娜说:...在和平年代,奥运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运动员就是战士!所以我们是为国而战。这话听得太TMD耳熟了,不就是CCAV天天用的词么?这种话已经深深地印入了这些运动员的脑海里——何雯娜从6岁开始练体操,基本上没有认真上过学,所以,我可以用“洗脑”二字么?我并没有对她本人有任何偏见,相反觉得她真的很漂亮、很可爱,为人也非常的真诚——毕竟还是个23岁的年轻人。只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制度似乎确实出现了点问题,回想一下别国运动员拿到铜牌时候的激动,我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什么呢?PS:如果何雯娜是以一个奥运冠军的身份来到香港,昨天的场面会不会就早已挤满了记者?摆脱,别让我真的感觉这么现实好不好?

哪位经济学家说,商学院应该把金融史作为一门重要的必修课对待才对,因为人类总是那么健忘,犯一次又一次同样的错误,乐此不疲——永远都是疯狂的泡沫到之后的衰退,这个循环永远不止。从更大的层面看,其他方面其实也一样。中国的改朝换代几乎都经历了相同的周期,而原因也不经相似。吴晓波在《第一财经周刊》上发表的专栏让人觉得——他真是一个高端黑,这才叫:莫言!如果下面篇文章把唐朝给去掉,你会觉得什么?大家,莫言。

很多事情我们也只能看看,说多了可能就再也开不了口了,所以还是用两个字评价最好: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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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后将近300年,是中国文明记忆中的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如果从经济政策来说,又以755年的安史之乱分为两截,前半段是空前宽松,后半段是集权垄断。

李渊开国的时候,国家又穷又弱,亟需休养生息。于是,李渊大手一挥,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民间一片欢腾。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1/50—远低于汉代的1/30。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交易。

这些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无疑对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有重大的意义。而国家的统一更为商业流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国际贸易上,唐朝在北方,打通丝绸之路,在南方开拓沿海港口,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商业关系。

然而,这种空前宽松和开放的景象到安史之乱后便戛然而止了。叛乱被平息后,中央银库消耗殆尽,治国者开始尝试盐铁专营,把各种资源统统收归国家所有,国营事业变得蓬勃发展起来,与之伴随的便是权贵经济的盛行。

在如此大环境之下,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当时的商人出现了五种“理财路径”:

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奢靡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

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大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在唐末,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

购买土地—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贾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代宗年间,大臣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在30年里,天下田亩被豪商兼并了1/3。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放高利贷—充满投机气息的高利贷产业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以此谋求暴利,并趋于剧烈。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

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朝廷多次下达“禁蓄钱令”,却成效不大。德宗时的陆贽就算过一笔帐:过去一匹绢,可以换铜钱3200文,而现在一匹只能换1600文,这不是因为税赋增加了,而是因为铜钱被囤积了起来。

由上述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到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后果当然是负面的。所以,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就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日渐成为社会顽病,最终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第二是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大,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跃度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这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的总反应。

作者:吴晓波(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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