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与税收

 人人都说中国“苛税猛于虎”,但政府却站出来比较一番说,中国的税收相比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很低,所以大家跪安吧。显然这种比较非常撤,欧美人可以在离开香港前给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丢下一句“You should enjoy the life”,而我们很多人大学毕业就开始为房子打拼一生,做一辈子的房奴,这样的比较有意义么?如果可以选择,我宁可多缴税,然后去enjoy the life。

在《商界评论》8月版上看到一篇用包子来比喻税收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观点——事实上即使提了也是白提,不过可以作为茶余饭后让自己一悦的好文章。特此摘录。

在不计较成本之前,单纯地觉得包子肉馅越多就越好,本身就是错误的。

王二有个包子铺,而且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家包子铺。村里人要是想吃包子,只能到王二家来买

王二卖包子很独特,是一笼一笼地卖,而不是按个卖。一笼6个包子,10元钱,一口价。

村里人对王二的包子有不少抱怨,最大的抱怨是价格太高、一笼包子的数量太少和馅太小。王二于是去别的村逛了逛,看看别处的包子是怎么卖的,回来之后很高兴地跟村民解释:你们的抱怨其实是没有事实基础的。首先,我这个包子一点都不贵。别处15元、20元一笼的包子都有,我这10元钱一笼的包子,在所有的村子里算是相对便宜的。你们觉得贵,是因为你们没去过那些更贵的村子。我一笼包子的数量确实不多,有的村子一笼包子能有12个,但问题是,人家包子多,价格卖得也高。你们要是真想增加包子的数量也行,那就得出更高的价钱,可10元钱一笼你们已经抱怨贵了。至于馅太小,嗯,那得看跟什么比。直接跟别人比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包子不一样大。

那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这件事情一下就变得非常难以说清。难处就在于,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家和王二的包子一模一样的。不一样,就让比较变得不那么黑白分明。

最近两年,中国老百姓关于中国税负水平的抱怨越来越多,简单的总结就是抱怨税重、福利差和收上去的税都没有花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把中国的税负问题想象成王二的包子,那对中国税负的抱怨基本上也就是村里人对王二包子的抱怨: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

对于税重,中国官方的回应一直是: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属于比较低的。这里的证据是,中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一点,不到30%。其中税收收入占比还要更低,比起很多发达国家40%甚至更高的税收占比,中国的税负实在谈不上很重。这里的数据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中国税收占比低于很多发达国家是事实。换句话说,论缴税,很多发达国家确实要缴更高的税。

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比较。这就跟王二说自己一笼包子10元不算贵一样,因为别处的包子可以是15元甚至20元一笼。问题是,此一笼非彼一笼。讨论税负高不高,一个很关键的变量是政府通过收税所提供的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质量及数量如何。在这个意义上,6个一笼的小包子可能卖10元钱都贵了,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可能卖20元都不算贵。因此,直接比较中国和国外的税收占比,不论中国的有多低,或者国外的有多高,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比较完全没有考虑缴税后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美国,很多好的学区,不仅房价高,而且物业税也高,但很多人还是愿意选择在那里居住,缴更高的税,原因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缴的税最后会花在学校上面,因此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些地方的税负高吗?看比例也许高,看性价比,对很多人而言一点都不算高。

这就立刻涉及了第二个抱怨,中国的公共产品恰恰属于那种“6个一笼的小包子”,而不少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则属于“12个一笼的大包子”。在发达国家居住过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不仅低收费甚至完全免费,而且服务的质量也很好。因此,这些人开始抱怨中国的公共服务差,觉得中国也应该朝西欧那个方向走。

可是,请问“6个一笼的小包子”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哪个更好?这同样是两个无法比较的东西。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本问题,如前面所说,12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好,而6个一笼的包子可以性价比很差,因此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税收负担必须一起考虑。请记住,所有的公共产品都不是免费的。所谓的免费只是不直接对用户收费而已,政府总是要通过收税的方式来为公共产品买单的。在不比较成本之前,单纯地觉得包子越多越好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里面还有第二层更深刻的问题,即便没有成本上的考虑,即便12个一笼的包子单价更低,12个一笼的包子也未必总比6个一笼的包子好。这就好像,因为肯德基的家庭套餐单价更低,就得出每个人去肯德基都应该点家庭套餐的结论一样是荒谬的。这涉及一个政府规模和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的问题。教育、医疗和养老,在很多国家都是公共支出的大头。政府是不是应该包办这些?是应该更多地参与还是应该积极地退出?这几乎在每个发达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不同的国家做出的选择也是很不一样的。西欧正在经历的债务危机,就是对福利国家模式,也就是高税率和高福利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些国家主动或者被动作出的选择都是削减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而中国,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和避免重复福利国家的错误之问,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取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产品的提供恐怕是太少了。但现在要避免的则是矫枉过正,承诺过多的福利,为将来埋下巨大的财政包袱。

最后,中国老百姓抱怨的“馅太小”则恐怕是一个没有太多争议的事情:中国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还太低。效率低的因素很多,从腐败、垄断、不透明、缺乏问责到决策过程缺乏足够监督等,这些都导致了公共服务的花费大,而里面真实的部分却相对小。这里想要指出的一点是,公共部门的效率低下在很多国家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原因未必一样。比如说,在不少国家公共部门中,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花了很多的钱,不少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却上不去。因此,解决公共部门效率低的最有效办法,未必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虽然这是应该做的),而是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让市场和私人部门来提供那些不是非公共部门提供不可的产品和服务。换句话说,如果10元钱6个包子的馅太小,最有效的不是让王二上6个大馅包子,而是让王二以后上3个包子就行,然后少收钱。

所以,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小?我的答案会是有可能、未必和没错。但最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是一个人的看法或者某一个机构的看法,而应该是一个社会选择。因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公共财政体系,而需要服务的却是10多亿状况非常不同的老百姓。

 

原文转载自《商界评论》,2012年8月刊,原文作者郭 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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